京剧《成败萧何》的哲理思考

《成败萧何》的哲理思考

京剧《成败萧何》的故事大意是：刘邦一统江山后，为稳固政权，命缉拿西楚败将钟离昧，钟离昧与韩信英雄相惜，萧何苦苦劝说韩信交出钟离昧，钟离昧为保全韩信性命，自刎而死；韩信手握三万楚兵，刘邦担心韩信造反、江山不保常常梦中惊醒。为救黎民于水火，免生灵于涂炭，萧何月下追韩信要其进宫受死。韩信感念萧何知遇之恩只得献上自己性命。“十年前月下追将才，十年后月下追命来”，萧何不由发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岂能由萧何”的深深喟叹。

这是一出具有深刻哲学意味的悲剧,观众可以“入乎其内”，品味从周信芳《萧何月下追韩信》到陈少云的《成败萧何》麒派艺术所蕴含的独特美学风貌和艺术哲学；还可以“出乎其外”，品味出创作者在当代视野下的美学风范和人生哲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此剧可以“法乎其上”，品味出创作者从艺术美学向历史哲学攀登的可贵的文化自觉意识。

《成败萧何》的艺术哲学，主要表现在创作者摒弃了“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传统创作思维

悲剧最为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展现人的痛苦，而展现这种痛苦的基本手段是创作者营造戏剧冲突特别是人物心理冲突。如果按照传统的创作思维，营造的冲突双方典型人物必是“一正一反”，甚至将创作者的主观意识无以复加地植入到正反双方。《成败萧何》的创作者并未简单地将冲突双方典型人物性格简单化处理，而是做了深刻的艺术诠释。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是相互联系且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源，他们都在各自的逻辑中行进，但又不可避免地和他人产生着矛盾。当刘邦欲置钟离昧于死地时，韩信既要对昔日友人钟离昧信守道义，又要对萧何报知遇之恩，还要显现他对刘邦的并无二心，这是何其复杂的心态和人格？正因为对这样的人物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审美拷问，才营造出了震撼人心的悲剧氛围和情景。由此看来，主创者以合理性营造悲情，对刘邦、萧何、韩信三人艺术形象的塑造，是对传统的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的揖别，是高超地运用悲剧的“二律背反”的冲突营造方法，完成了悲剧人物的形象塑造，从而让人唏嘘不已，即“引起怜悯与恐惧”（亚里士多德语）。　

《成败萧何》的人生哲学，主要表现在剧中人对“崇高”的追求

任何一部戏剧的剧中人的行动都是由其精神支配的。《成败萧何》剧中人都有其“崇高”精神支配下的毅然行动，而这种行动则可称为“伟大心灵的回声”。观众观剧时无非是聆听这种“伟大心灵的回声”罢了。创作者笔下的韩信与萧何所透析出来的“崇高”的人文精神实则是对当下“逃避崇高”、“惧怕高雅”思潮和倾向的一种匡正，甚至是对扭曲的价值观展现和“恶劣的个性化描写”的嘲弄。当然，具体而言，虽然萧何和韩信所追求的崇高目的性是一致的，但是反映出来的崇高感却不一样。在历史的高压下，剧中的萧何选择了“忠”的人生哲学，而韩信则选择了“义”的人生哲学。由此，萧何的崇高是一种他律性崇高，而韩信的崇高则是一种自律性崇高。他律性崇高就是一种“在人世中实际存在的那种神性的基础，亦即个别人物性格及其目的中所包含的绝对永恒内容意蕴” 的崇高，剧中的萧何在排解不开“忠”、“义”矛盾时想到了死，但转念一想“［摇板］萧何一死有何碍？谁将这眼前的危机排解开？仰望苍穹乱云盖，（白）大汉朝哇！我为你背负起漫天白幡永世悲哀”，萧何的行动指令是出于他人、集团、阶层、民族、国家的利益，个人淹没在整体之中，自身价值在整体中体现出来，在历史“顿变”中释放能量，他的毁灭能引起观众的恐惧、怜悯、叹惋。而与之相对应的韩信则是一种自律性崇高，这一类悲剧主人公的行动是出于“自由自决的主体性格”，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美好的生活、理想与愿望，甚至因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历史剧最高境界不在于展示“原始意义的历史”，而在于把握“历史意义的历史”

《成败萧何》的历史哲学主要表现在对战争的反思上。历史剧的最高境界不在于展示“原始意义的历史”，不在于展示“反思意义的历史”，而在于把握“历史意义的历史”。

《成败萧何》并未作史实的罗列，而是通过“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来展示创作者运用今人的历史观对那段历史的反思，以至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整体把握，从而完成创作者个性成熟发达的历史哲学的艺术呈现。

作者的这一历史哲学意识在萧何这一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如果说麒派艺术代表作周信芳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是用战争的方法消灭战争，那么这部同样为麒派艺术代表作陈少云的《成败萧何》则是以和谐的理念来厌恶战争。萧何那段“人哪！人都是被人自己逼疯的呀……”是整个剧本中最长的对白，也是作者由事及人的历史哲学意识的“戏眼”。当然，虽然这种直白的“席勒式的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不是“莎士比亚化”的创作法是否恰当还有待斟酌，虽然剧中还带着黑格尔式理性主义的末世论的色彩，但毕竟这一部戏曲作品所展示的历史哲学意识在戏说成瘾、人欲失禁、娱乐至死的当下确实难能可贵。

京剧《成败萧何》是一出具有深刻的艺术哲学、人生哲学、历史哲学意味的悲剧，这部戏的成功意义，不仅远远超出了戏剧本身，而且也超出了整个舞台艺术。它昭示了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包括戏剧在内的整个文化艺术所应坚守的一种美学精神和历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