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谑“四大名蛋”激起众怒

近日，央视热播的纪录片《京剧》伴随其史实硬伤的一再显现、“四大名蛋”的戏谑之称、“场景再现”的过度运用等等，引来的是戏迷的滔天怒骂，业界的冷静质疑，专家的娓娓劝诫。

面对铺天盖地的吐槽，《京剧》总导演蒋樾在做客网络访谈时表示，很多意见很中肯，主创团队会积极面对。他还表示，该片对京剧的意义在全景展现，起到普及、入门的作用，很难面面俱到，并透露有意拍摄《京剧》续集。而学界则在旁警示：“‘真实’，是纪录片最大的魅力之源。”

【史实】 多处“硬伤”啼笑皆非

《京剧》无论是在被采访者口述还是解说词方面，都有不少目前戏曲界一致认为的硬伤，包括将朱自清照片错当周作人使用的明显错误，以及“谭鑫培进宫得了四品顶戴”、“谭鑫培在上海演出《定军山》被喝倒彩”、“伶人尸骨不能还乡”、“1908年梅兰芳闯关东演出走红”等专业知识方面的贻笑大方。

正方：所述所录皆有来源

蒋樾回应称，所有的文案都交给京剧方面的专家看过和讨论过，整个过程十分严谨，“比如关于谭鑫培四品顶戴的记载，不管是口头采访还是书面都有呈现。 ”

此外，蒋樾还曾在《中国电视报》上透露，《京剧》的撰稿、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温细鎚由他寻觅而得，他知道温细鎚虽不懂京剧，但文辞华丽而大气，且擅用长句，这虽和传统纪录片的一贯文风不符，却暗合了京剧的文艺气质。

反方：导演应当甄别真伪

上海广播电视台制片人、导演，中国戏曲学院戏研所特约研究员柴俊为指出，纪录片制作团队应当科学辨别史料，展现最新学术成果，以达到尽可能靠近史实的目的：“有些受访者基于不同的目的会有自己的说法，而坊间传闻与野史记载往往并不严谨，因此，不是有人说过，或者有文字记载过，就可以拿来用的。就谭鑫培有没有得过四品顶戴这个问题，近期清宫档案已大量公开，2007年，朱家溍、丁汝芹的《清廷演剧始末考》出版，从其中披露的光绪二十年升平署花名档上可以发现，谭鑫培46岁时，仍然食银二两，公费一贯与普通的教习一样。”此外，浸淫电视圈多年的柴俊为指出，此前同一团队制作的《粉墨春秋》虽然偶有偏颇之见、一面之词，但因多以“口述历史”的形式，从大量受访者口中说出，因此总体并不“出圈”，而在《京剧》中，采访口述变成了解说旁白的佐料和背书，像“梅兰芳闯关东”这样与梅兰芳（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的记述风马牛不相及的段子，竟然不是经由受访者口中说出，不是存疑、存档，而是用解说词的形式“铁板钉钉”，显然也是不合适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江博士较为宽和地表示，纪录片制作者的职责范围是有限而非无限的，他同时建议：“同样一个故事，不同的当事人讲述起来却是完全不同的版本，纪录片创作者应当尽可能找寻合适的受访者 （合法信源）、对受访者提供的‘事实’进行交叉验证，呈现全面的多方观点，并把这种‘事实版本’的冲突，忠实地呈现给观众，不做任何修饰或矮化。”

【态度】 “四大名蛋”激起众怒

如果说此前的一些硬伤引发的只是戏曲界甚至是出于善意的指正，那么，《京剧》第五集中，将“四大名旦”发胖后的样子戏称为“四大名蛋”，则可谓激起众怒。

正方：撰稿人抒发幽默

蒋樾曾对媒体表示，整个《京剧》的拍摄制作用时两年，但准备工作长达将近10年。为了以真实客观的态度展现京剧历史，剧组采访了大量亲历者和京剧研究者，“希望通过讲述故事，让观众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勾勒出京剧发展史和时代变迁史。纪录片和京剧都一直是非常小众化的东西，两个小众化加在一起能引起这么大反响，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挺好玩的。”

而“四大名蛋”之后，蒋樾虽未正面回应，但支持《京剧》的网友解释，“这是撰稿人的幽默，想开一个玩笑，说他们四个胖成蛋状了。”

反方：亵玩比差错更可悲

对此，柴俊为几乎是笑中带泪：“我宁可‘蛋’是字幕笔误，因为在一部据说严肃的片子里说如此低劣的笑话，比起四大名旦红起来的时间点错误，更为可悲。一个错‘蛋’可以大笑而过，可这句话本身透露出的文化人、媒体对历史的轻蔑却无法让人一笑而过。 ”就摄制组“勾勒出京剧发展史和时代变迁史”这一目的来说，柴俊为认为，《京剧》从社会学角度切入京剧这个大选题值得肯定，但其社会学观点却过分二元对立：“京剧战胜昆曲、梅兰芳打败谭鑫培——都是把新旧交替中的两方摆在了你死我活的擂台上。而对科班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一味强调画面动作性的 ‘棍棒底下出名角’，富连成是怎么传承的，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吸取的，看完这一集，我们却无法留下正面的、有价值的印象。”

常江表示：“如果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的谑称，那当然可以呈现。如果只是导演为了逗观众笑而刻意玩儿的文字游戏，那么它就是不合适的，甚至是低俗、对当事人不尊敬的。 ”而针对主创团队 “致敬京剧”的说法，常江认为：“如果纪录片创作者认定自己履行了全部职责，并无故意杜撰之处，那他就应该坚定地站在自己的作品背后。纪录片是独立的影视艺术类型，不是任何领域、任何‘界’的宣传片。”

此外，《京剧》解说词的铺陈辞藻也让不少观众望而却步，更使该片“吸引普通老百姓”的宗旨形同虚设，常江在纪录片撰稿人员素质方面建言：“纪录片终究是一种媒介产品，是要面向大众的，撰稿人员的表达能力、传播能力必不可少的。无论导演认为解说词多么‘暗合京剧的文艺气质’，观众的接受和解读才是一切媒介产品的立命之本。”

中国戏曲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戏曲研究所所长傅谨教则坦言：“这部纪录片更像是一群京剧爱好者在谈京剧，不要用‘文献片’的标准来要求它，它只是一部‘文艺片’。作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应具有更严谨的态度。”

【手段】 “情景再现”充斥全篇

纪录片《京剧》在表现手段上，大量运用了“情景再现”的方式，重搭戏台，请人扮演历史人物，在华美绚烂的画面中，展开了宏大叙事：100多年前的紫禁城，王瑶卿甩着长长的水袖，屹立于富丽堂皇的宫城舞台，为一个行将死去的王朝吟唱；1905年的北京丰泰照相馆，迎来了“伶界大王”谭鑫培，任庆泰将最初的镜头对准了京剧，拍摄出了中国第一部电影 《定军山》；1948年的椿树上二条胡同，“十全大净”金少山寂然病逝，一贫如洗的他，死后只能头枕半块砖头……

正方：故人已逝拍摄有难度

在该片导演蒋樾看来，拍 《京剧》最大的难度莫过于历史还原，“像北京的广和楼、长安大戏院这些最有名的戏院，如今要么不复存在，要么改址重开，摄制组只能通过三维动画或搭实景的形式尽量还原。还有一些过世的京剧艺术家，成为了摄制组难以弥补的遗憾。所以我们一直都在跟时间玩赛跑，用速度来抢救这些‘素材’，赶不上的，只能靠演员来演。”

反方：可以“再现”不应过度

常江立场明确地表示：“我反对夸张式的‘场景再现’。”他举例说，上世纪70年代末，中日合拍纪录片 《丝绸之路》，双方各剪出一个版本来，中国版为了配合“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解说词，竟专门请了个女演员，穿上杨贵妃的衣服，在镜头前表演了“回眸一笑”，“那真是把纪录片的价值破坏殆尽。”国外纪录片频道如History、Discovery等，也会在某些题材的纪录片中使用场景再现，“但我们会发现其使用得非常克制。”

柴俊为则就电视行业生态而言，认为这样的“纪录片当电视剧拍”是目前文化浮夸和奢侈的流弊所在：“不注重运用文物资料，而是把大部分投资资源用在制造假现场。比如片中请来演员，在紫禁城三大殿前唱戏，以表现京剧艺术的恢宏，但事实上三大殿是皇帝行使权力、举行仪典的地方，而伶人唱戏有专门的戏台。为了追求视觉效果而伤害史实是不可取的。再比如呈现《卖马》这一段，演员穿着戏服、戴着髯口，却牵上来一匹真马——这与当时戏曲一桌二椅的写意审美简直背道而驰。”（记者 谢正宜）

（摘自 《新闻晚报》）